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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会掌门人相继更迭 决策层对金融监管十分急迫

发布日期:2020-03-20 浏览次数:

前文说到,从引导资金“脱虚向实”的角度来说,当前的金融强监管,是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础之上的治标之举。它要服务于实体经济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并保持一定的同步性。

那么,强监管如何完成这样服务工作?未来应向何处去呢?

博览研究员认为,只有推动金融监管变身为“优监管”,强监管才能完成服务工作。实现这种变身,以下4件事需要去做:

1、把握好度,避免强监管成为改革发展的绊脚石。

2、尽快摸清家底,明确监管底线。

3、以重组等非直接破产形式,加速金融业各种主体的优化。

4、在利率市场化基本完成的基础上,加速推进市场主体的决策市场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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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下的重要改革任务

虽然相对与实体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说,金融强监管是治理资金“脱实向虚”的治标之策。但这不意味着此事不重要。相反,在“去产能”进行到了一定程度的当下,金融强监管是当下重要的改革任务。

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理解。

一:“三会”主要领导人的更换,充分体现了在“脱虚向实”、“去杠杆”这些大政方针决定的情况下,决策层对金融监管工作的推进要求十分急迫。

证监会领导人的更替,原因在于,A股发生异常波动后的半年里,其并没有有效的稳住局面。股市不仅丧失了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(IPO暂停),还阶段性的成为影响社会和经济稳定的隐患。

虽然客观的说,经过那半年的市场运行,特别是2016年1月的“熔断”危机,市场的挤泡沫压力大大减轻,存在着自我修复和平稳运作的可能,从而让新一届监管层在应对A股市场波动时压力减了不少,但重点要看到的是,刘主席在关键时刻表现出了坚定的政治立场,并以宁愿损伤“羽毛”的姿态,在此后以迥异于上任后10月的“活跃度”,不断对市场中的各种行为展开打击。此外,他以压缩再融资为代价,大力推动IPO。所有这些,全部是决策层所希望看到的。

保监会方面,回过头去可以看到,在2015年年底对险资举牌一事做出的调查结论,虽然在法律上找得到依据,但事后证明,险资举牌从保险领域的法律法规上是找得到认定其违 规的地方的。所以,是次调查存在着方向和站位的问题。

从“没问题”到做出处罚,保监会用了一年的时间。这其中的原因,可以在未来公布的对保监会前任主席的调查结果中找到答案。这里我们不妄加评论。只是要说,4月份保监会的人事变动,是决策层要求金融监管加速推进“脱虚向实”的一个结果。

银监会方面,此次人事交接的看点是郭主席本人。回顾其在证监会的18个月,一个特点是,此人做事雷厉风行。在关于他的一篇报道中有着样的描述:郭主席头一天布置了一项调研工作,第二天他就把负责人叫去问结果,第3天、第4天……,他每天都问。第5天他没问。第6天,他又派秘书来问。

由此,这次连发7文,算是他正常工作状态的结果了。“落实”、“快速地落实”——这正是决策层要的。

二:“425讲话”是最好的注解

围绕金融安全组织政治局集体学习,这在“十八大”以来是第一次。对于“425讲话”的重要性,在《从“宣战”到“开战”:决策层金融政策基调已发生重大调整》一文中已有详细解读,在此不再赘述。从这一点来论证强监管的重要性,已是不言自明。

“优监管”是方向,4件事要去做

人事问题的先后解决,意味着未来的金融监管将加速向纵深推进。虽然,从目前看,遇到了市场的意外反应,但本文的重点不是讨论当下的这种“意外”,而是从历史潮流的角度,推进强监管的目的,就是6个字:“金融活,经济活。”要实现这一目标,强监管要渐步变身为“优监管”。

为此,有4件事要做:

1、把握好度,避免强监管成为改革发展的“绊脚石”。

当下的强监管,是为金融领域新格局的创新打基础。但A股市场出现阶段性快速下跌,债市的警报声不断,说明应该对前期强监管中的一些做法做出反思,以提高后续工作的水平。否则,打基础的工作面临着问题,后续改革也就无从谈起。

需要强调的是,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,宏观调控做了数十年,但我们始终在“松”与“紧”,“主”与“次”之间来回探寻,上世纪80年代末以及90年代中期的教训不应忘记,2007年的经历更是证明了基本经济规律的强大力量。

2、尽快摸清家底,明确监管底线。

从银监文发布的7个文件,到最近证监会对券商资产池监管工作的澄清可以看出,监管层对市场的真实情况并非了然于胸。如果不尽快结束这种局面,其后果用一种形象的比喻来说,可能会是有效的“治病”无从谈起,甚至会出现因药方、用量不合适,而使而病人面临新危机的情况。

此外,官方澄清都无法化解市场忧虑。一方面说明市场接受了强监管的长期性特征。另一方面,也是官方在市场预期管理上失去主动权的表现。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,部分地在于,此前官方的一些言行,与更早时自己确立的“法无禁止即可为”的原则相矛盾,使市场认为官方只会一味的严上加严,而忽视或不敢太重视官方的善意。因此,监管底线在哪里?红线究竟在哪里?在摸清家底后,官方需要快速给出。在此之前,官方不应再做模糊底线的事情。

3、以重组等非直接破产形式,加速金融业各种主体的优化。

如此前的研报所述,国家对金融资源实现了绝对掌握,这带来一个弊端是,金融主体的市场化出清难以实现。于是,众多中小银行存生于市场中,而它们必须做大同业业务,才有可能做大规模,有能有自己的未来。由此带来的影响,此前的研报在分析银行资金为何“向虚”时已有说明。

4、在利率市场化基本完成的基础上,加速推进市场主体的决策市场化。

2016年3月,央行行长宣布中国的得率市场化工作基础完成。这为金融资源的高效配置创造了条件。但另一方面,长期以来体制上的软约束,一直使金融市场主体,特别是国有银行,在决策时,不能完全市场化。对此,央行的多篇工作论文都有过深入分析。

要推进金融业市场主体的决策市场化,金融监管层要行动,非金融领域的体制改革也要同步展开。对于后者,金融监管层有一个推动的动作要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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