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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年来频繁的钱慌股灾大鳄肆虐究竟是谁的锅

发布日期:2020-03-20 浏览次数:

就在海外市场一派“鸡犬升天”繁荣景象的同时,国内金融市场却是“玉石俱焚”一片肃杀,冤有头债有主,究竟谁埋下的“祸根”?

◆2013年以来,频繁出现的所谓钱紧、钱慌,究竟是货币金融体系的那一块出了问题?

◆2015年以来,“股灾1.0”,乃至现在被戏谑的所谓“股灾2.0”,又是谁导演的?

◆2015年以来,涌现在各个资产市场的这些个“资本大鳄”,究竟是谁产下的“种”?

2017年4月12日,上证综指在刚刚触及2016年“熔断”行情中的第一个熔断点后,掉头向下,21个交易日跌去200点,媒体统计,A股市值就此蒸发4万亿。

又是一个“4万亿”。

从来处来,到去处去。

博览研究员潜入历史的深处,尽力寻找种种疑问的根源。

我看到,2000年起至今,中国经济仍然在同一个周期中;

我看到,在经济大势下,宏观调控几经波折与反复。

原来,今天一直拖着往日那长长的背影——它沉默无语,却决定了此时此刻;

原来,昨天的路到今天还没有走完——它显然比此前长那么多,又难那么多。

原来,历史留下四个启示:

1、中国经济处于2000年开始的长周期中。目前为止,大体上仍一直处于自2007年底以来的宏观调控中。

2、在中国,政策周期领先于以GDP增速为指标的经济周期。

3、历史上在经济政策的考量中,以“收”为基调的经济政策的推出,往往与对CPI指标的担心有关。而回头看1996年、1998年以“放”为基调的经济政策的推出,则主要与GDP增速有关。

4、随着金融业在国民经济占比出现重大变化,以“收”为基调的经济政策的推出,不再以CPI为指标,杠杆率是新的指标。

起(2000至2002年)

事情要从2000年说起。

受益于1996年起的货币政策转向,以及1998年下半年启动的积极财政政策,中国经济增速从2000年开始一改自1992年以来的持续下行,而重新走于上升通道回升。正因如此,我将2000年作为中国经济新一轮周期的起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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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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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二

如上两图所示,头三年,GDP增速从2000年的8.5%,到2001年的8.3%,再到2002年的9.1%,其间虽有回调,但仍快于1997的7.7%。事后的发展证明,那时,正是中国经济一轮新周期中上升阶段的开始。

需要注意的是,同期,在全球通缩的压力下,CPI一直在低位,甚至于2002年再次出现负增长。

这些反差说明,这次起飞,“投资”起着决定性的作用。

数据也是如此,200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4.3万亿,比上年增长16.1%,为1996年以来的最高增速。其原因,在上面已说过,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共同作用。事实上,对比改革开放以来1981至1990以及1990至1999年两轮完成的经济周期,都可以看到,早在每个周期的起飞年份之前,中国的经济政策都早已进入“松”的阶段。

在此,我们得到本文的头两个启示——

1、中国经济处于2000年开始的长周期中。目前为止,大体上仍一直处于自2007年底以来的宏观调控中。

2、中国的政策周期领先于以GDP增速为指标的经济周期。原因在于,国家掌握着主要的经济资源,特别是财税、金融、土地。中国的经济周期轮换发展,相较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来说,虽有市场规律的因素,但人为调控的因素远大于西方国家,从而在周期的运行上有所不同。

承(2003至2007年)

承接头三年的投资拉动,2003至2004年,固定资产投资依然保持在高速,CPI在2004年重回高位3.9%。而在2005年和2006年,经济更是呈现低通胀、高增长的态势。直到2007年,GDP增速达到14.2%,创改革开放以来第二高。

出现这种经济运行状态,除了当时以“松”为基调的货币及财政政策,使投资一直处于高位外,另一个因素就是2001年底中国成功“入世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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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三

如图三所示,“入世”后至2007年,外贸进出口差额除2003年出现回落外,总体处于上升通道中。走势与GDP增速变化基本同步。因此,“入世”使得经济发展三驾马车之一的“外贸”,成为随后几年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。

但是,在汲取两次恶性通胀对经济造成重大影响的教训的基础之上,当2004年CPI达年3.9%时,中央将政策基调转变为“双稳健”。

此时,政策周期再次领先于经济周期。

但由于只是高通胀的苗头,所以,此时的政策还没有“收死”。此后的两、三年里,投资方面总体仍处于高位,消费需求也随经济的加速发展而加速增加。与此同时,全球各类资产出现上涨,国内资产价格也随之上涨。所有这些,使货币供给的总量不断增加,流动性过剩开始成为经济中的首要问题。到2007年,CPI增幅突然从前两年的2%以内,跳涨到4.8%。

于是,2007年12月,中央将货币政策的基调由“稳健”转为“从紧”,提出了“两防”:一是防止通货膨胀,要把通货膨胀抑制在3%以下;二是防止经济过热。

在此,我们得到本文的第三个启示:

历史上在经济政策的考量中,以“收”为基调的经济政策的推出,往往与对CPI指标的担心有关。而回头看1996年、1998年以“放”为基调的经济政策的推出,则主要与GDP增速有关。

转(2007年至今)

次贷危机的出现,打破了彼时中央的计划。

一开始,国内以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为参照,评价大洋彼岸的危机,并没有想到对中国经济会产生重大影响。

然而,根据原工信部部长李毅中回忆,2008年6月,“5.12”汶川地震刚刚安定下来,温家宝总理到无锡考查,无锡国棉一厂的老总说,现在的纺织行业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困难的一年。他说,从2007年年底出现的国际经济低迷,出口出不去,纺织占了出口量接近三分之一,这是纺织行业的状况。他说,“我们无锡国棉一厂是全国纺织行业的排头兵,我现在都是这么个状况,整个行业可想而知了。”

在此之前,一些经济学家就提出“两防”需要调整。7月20日,中央研究上半年经济形势时决定不再搞“两防”了。

但这时,经济增长环境恶化的情况越来越明显。从工业来看,2008年6月份,当月工业增加值增幅16%,接着像过山车似的急剧下滑,16%、14%、13%、10%、8%、7%、6%。

于是,2008年底,中央政府出台投资拉动政策,开始时中央拿出4000亿元,后来扩展为1.12万亿,将由此带动的地方及社会投资加起来,一共约4万亿。由于项目投资行为本身有一定的时间周期,所以与这个“带动”的过程同步的,是此后多年一直存在的新增货币需求。

而在宏观调控政策方面,2007年定下来的“收紧”性宏观调控被临时搁置。取而代之的,是2008年和2009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连续提出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”。换言之,在2007年发现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,为应对外部突发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,中国不得已地在流动性高位进一步释放了流动性。

最后,到2010年,在基本确认经济总体发展态势已远离此前的“崩溃”威胁后,中央才对经济政策的基调进行了调整,即“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……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”,并在当时提出“调整经济结构”。

很明显,这次调整没有像此前那样在货币政策方面使用“从紧”或“适度从紧”。这是2010年以后,中国经济的客观实际所决定的。这个客观实际包括:实体经济结构性矛盾日益突显,而金融层面,2008年临时经济刺激政策,使货币供应量在2006年以前因经济过热而产生的货币增长的基础上,进一步增长。

而这种客观实际,从2010年底一直延续到现在。

特别要注意的是,虽然中央在货币政策已坚决远离“大水漫灌”,但2012年至2014年之间,加速深化的利率市场化改革、保险业加速改革开放等因素,又客观的使货币供应出现阶段性快速增长。

其中,利率市场化的一个重要举措,就是2013年12月重新开启同业存单业务,谁也没有想到,它成为几年后银行大力做委外的基础。

而保险业的加速改革开放,主要推动力来自2012年13项新政和2014年新国十条,最终使整个保险业的短期理财险规模在2016年达成约3万亿,并成就了安邦、前海、恒大、生命人寿这些资本“猛人”。

也正是这两上部分,催生出了2014年中至2016年中国金融史上的两个现象级事件:一、A股资金牛市,二、以举牌万科为代表的资险在资本市场的高调举牌。

政策方面,从2014年起,中央先后提出“新常态”、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”,并在201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,首次提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。2016年,将货币政策的基调改为“稳健中性”。

由此,我们得到本文的第四个启示:随着金融业在国民经济占比出现重大变化,以“收”为基调的经济政策的推出,不再以CPI为指标,杠杆率是新的指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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